千古风流在担当

　　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近日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时坦言，有些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有关规定不担当，当老好人，不得罪人，对腐败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不作为、不担当，严重影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效。笔者曾经就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采访过几位基层纪委书记，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党委主要领导不敢管、不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就很难打开局面。

　　党委落实好主体责任，对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至关重要。党委“只挂帅不出征”，纪委的工作就容易陷入被动；一把手当起“甩手掌柜”，其他人就会无原则地“多栽花、少栽刺”。有基层纪检监察干部曾经感慨，党委的主体责任不落实，反腐倡廉工作是“硬不得，软不得；深不得，浅不得”，进退两难。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时不我待。党委的主体责任停留在口头上，就好比一把锤子攥在手里，没有打在钉子上；落实在行动上，就好比抡起锤子，一锤一锤地敲钉子，钉牢一颗再钉一颗，工作局面也就打开了。党委主体责任的落实，一把手是关键。一把手“不甩手”，班子成员在分管领域的党风廉政建设上就不敢“缩手”；一把手敢抓真管，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压力就会层层传导，工作就能落到实处。

　　当然，落实好主体责任是需要勇气的。工作抓得严，容易得罪人；工作抓得实，搞不好会丢选票。有人或许会踟蹰、犹豫，甚至“前怕狼、后怕虎”。怎么办？下面的例子或许能给我们启示：

　　30年前，河北省正定县出台了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上面这么写道：“要求一般干部和广大群众做到的，领导干部要首先做到。对各种不正之风，要坚持原则，敢问、敢顶、敢管，敢于碰硬。”2012年，中央出台八项规定，里面这样说道：“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

　　千古风流在担当，主体责任须躬行！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儒家廉德思想

　　“廉”是中华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也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何为廉”“为何廉”以及“何以廉”的问题上，儒家有一套系统阐释。梳理这些内容，对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廉”的含义，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说：“廉，棱也。引伸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大致可知，“廉”的本义为侧边、棱角，后来引申为清廉、俭朴、收敛的意思。儒家如何释“廉”呢？《论语》中，孔子虽仅有一次用到“廉”字，但实际上“行己有耻”“欲而不贪”等思想中已包含了“廉”的内容。可以说，先秦时期，儒家主要是从道德伦理层面来认识“廉”的，认为“廉”是君子所具有的一种基本道德操守。汉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的制度化，“廉”更多地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汉代实行察举制度，出现了专门的举廉科，将“廉”作为官员选拔、任用的主要依据。

　　儒家学说是一种内圣外王之学。儒家倡“廉”，主要基于内圣与外王的需要。从内圣来看，“廉”是个人修身、成就完美品格的必然要求。无论是孔子心中的圣人、君子，还是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都内蕴着“廉”这一基本道德操守。从外王来看，“廉”是为政之本，能“廉”则政兴。《晋书·阮种传》中说“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廉洁对于为政的重要性，就像土壤和雨露于生物之必不可少，一旦失去，政权终会倾覆，为官者的廉洁是实现政权稳固持久的客观需要。

　　实现“廉”的目标，为政者既需“修身以德”，也需“为政以德”。《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强调上至天子、下到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本。孟子“仁政”思想，论及的是如何做一名好官。在儒家思想中，包含着这样的逻辑：要做一名好官，先要做一个好人。所以，为政者只有先修身以德，才能“安人”“安百姓”。当然，成为一个好人并不意味着就能当一个好官，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还需把廉德运用到政治实践中。为政以德，既要有崇公抑私、立公去私的公心，又要有义利面前舍利取义的勇气；既需“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地举贤任能，也需“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地勤政守职；既有为政俭约、“节用而爱人”的品行，更需有涵养一腔浩然正气的节操。如此，才能实现《论语·为政》中描述的“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那般的清明气象。

　　儒家廉德思想形成于古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对历史上风清气正社会局面的出现起到过积极作用。然而，在封建王朝中，天下莫非王土、四海皆是王臣，以廉为政归根结底是为了巩固统治阶级的政权，这也使封建臣子在践行“廉”的过程中遭遇局限和困境。但是，以史为鉴能够知兴替，这些都不妨碍今天我们从中汲取有益启示。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今天，在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背景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对儒家廉德思想进行梳理与分析，可以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提供有益借鉴。概言之，要继续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廉政教育，夯实廉洁从政的道德基础。继续提升“廉”在干部选拔、任用、考核中的重要位次，完善廉洁从政的监督机制。不断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筑牢廉洁从政的法律基石。把“以德养廉”“以制保廉”“以法促廉”三者结合起来，“三管齐下”，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真正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作者: 任松峰摘自《人民日报》

　　总书记为什么给他们“点赞”

　　 “凡提必竞”可能导致一些干部把心思都放在迎考上，干得好不好没关系，只要考得好就行了，导致“考试导向”冲击“干事导向”。

　　习近平明确要求：“要见贤思齐，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3 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参观焦裕禄纪念馆时回忆的几个细节，恰与学习焦裕禄的几次高潮相关。

　　1966年，正上初一的习近平第一次知道焦裕禄，听了其事迹后“深感震撼。”当时，焦裕禄离世已2年，通过媒体报道，一跃成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全国掀起弘扬其精神的第一次高潮。毛泽东两次接见焦裕禄的儿女。

　　1990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填词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此时，全国又一次大规模弘扬焦裕禄精神，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为《焦裕禄》题写书名。

　　随着习近平对焦裕禄的“点赞”，已经有媒体分析称第三轮学习焦裕禄的高潮即将到来。而3月底，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下发通知，要求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其实，从焦裕禄以及这些年习近平“点赞”过的干部身上，能大致勾勒出，什么样的人，才是习近平心中的“好干部”，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什么样的干部将承担更大的责任。

　　怎么“点赞”干部?

　　从见诸于媒体的公开资料来看，近年来，习近平“点赞”过的干部大概有20名左右。

　　这些官员既有基层村官，比如烟台垆上村大学生村官张广秀，也有地方一把手，比如原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既有当代干部，也有古代官员，比如范仲淹、于谦、郑板桥等。

　　对于不同干部，习近平“点赞”的方式不尽相同。最常见的方式是如焦裕禄这样，号召、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学习。这些干部的精神或者先进事迹此前已经挖掘相当充分。

　　此次兰考之行，习近平就明确要求：“要见贤思齐，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而此前，习近平还曾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组织部门的同志都要向王彦生同志学习，以实际行动充分展示新时期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要向李林森同志学习，以李林森同志为榜样，争做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好党员、好干部”。

　　2007年，习近平任上海市委书记时，要求“学习邓平寿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境界，激励全市人民，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除了号召之外，习近平也曾通过批示或者回信来“点赞”干部。

　　2011年初，张广秀为帮助村民脱贫致富尽心竭力，患上白血病后仍为工作奔忙的事迹经报道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批示称，张广秀的事迹很朴实、很感人……要注意总结宣传张广秀同志这样的先进典型。

　　今年，张广秀病情康复良好、重返工作岗位，习近平获悉后回信称，对此感到欣慰和高兴，再次“点赞”。

　　2009年，原山东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将《大地为鉴》——一本记录了他任县委书记5年半历程的书——寄给了习近平。在海量的群众来信中，习近平将此信挑选出来“点赞”，回复称“看后感到很高兴很欣慰，也很受教育”。

　　年底，王伯祥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各地开始学习。

　　对于与自己共事过的同事，习近平也不吝“点赞”。由于对这些干部的事迹更为了解，其“点赞”的方式通常是直接写文章怀恋。

　　1998年，习近平在《忆大山》一文中，就称赞了原河北正定县文化局长贾大山的为人为官：“虽说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糊。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原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

　　在此之前，习近平还曾撰文纪念前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大姐”。

　　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吕玉兰一直担任县委副书记。1993年，吕玉兰不幸逝世，当时习近平已调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未能参加玉兰的告别、追悼仪式。在她逝世一年后，习近平专门写了文章《高风亮节、一代楷模》，怀念称“知道玉兰同志病魔缠身，去年春天我因公到石家庄，赶忙去看望她。见她虽未康复，但精神尚好，也就放心了许多。谁知病魔无情，当我从北方回到福州不久，就传来了她病逝的噩耗。我为玉兰同志英年早逝而感到深切地悲痛”，

　　 “有幸和她一起共事，耳闻目睹了她的高风亮节、公仆风范，对她更加敬佩和尊重”，“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姐弟情谊”。“她的品德和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

　　实干、实绩、廉洁

　　不同干部，习近平“点赞”之处也各不相同。

　　2006年，在《要善于学典型》一文中，习近平提到多个典型：“学习郑九万，就要学习他‘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为民情怀。”

　　不过总体来看，这些干部虽大多级别不高，却都具备实干、实绩、廉洁的特点。

　　在一线实干，耐得住寂寞，一步一个脚印，是这些被“点赞”干部的共同之处。

　　习近平曾提出，干部不能仅仅是一个老黄牛，也不能只是一个空谈家，而要把远大目标和务实工作结合起来，既有老黄牛的品格，又有千里马的气势，既是一个有胆有识的战略家，又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要坚决改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唱高调、尚空谈等假大空恶习。

　　1999年，习近平任福建省长伊始，组建省政府顾问团时，就对徒有其名的专家不感兴趣，更喜欢找活跃在一线、敢想能做的“少壮派”。

　　原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益生说，“他在原有名单上换掉一些很有名的专家，亲自点名要一个不知名的李非参加。”李非当时38岁，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教授，对“对台贸易”颇有研究。李非自己也不清楚为何会被选中，与习近平先前没有什么交往。

　　这些干部在一线实干的成绩，均没有形式主义，经得起检验。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曾说，“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应该跑遍所有的县市区。”对于此类干部，如原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习近平就赞为“省级农民”。

　　从顾益康的经历来看，在浙江农村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历程中，几乎每一项政策后面几乎都有他的身影。他的观点往往影响着改革的方向，最后成为历史的选择。

　　2000年，顾益康提出把减免农业税费作为普惠性的扶贫政策建议，并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进言。面对上级有关部门的阻力，他进言称：“严格地说，所有的改革都是对旧体制、旧政策、旧法规的突破，在一定时间上都是违法的……不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政策法规，叫什么改革?”

　　 “老顾说得有道理!”时任省委书记的张德江称许道，“免除数千年的皇粮国税，让农民享受实惠，这是真正的执政为民!”

　　清正廉洁，经得起考验，也是这些被“点赞”干部的共同之处。

　　今年1月，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期间，看望了牛玉儒的家属。他表示，先进模范不能忘记，牛玉儒同志是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的楷模。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拥护，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牛玉儒这样的同志。

　　早在2006年，在一篇文章中，习近平就提到“学习牛玉儒，就要学习他廉洁奉公、清正无私的革命本色。”

　　作者: 尤梓摘自《廉政瞭望》